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后，亲自指挥警卫捕野猪，举办独特许氏野味宴席，令人称奇！
1975年八月初，一个闷热的黄昏，广州郊外增城的几位种甘蔗的老农匆匆来到军区门口，他们反映夜里成群野猪拱坏了田地，眼看一季收成要被毁。门岗把情况层层上报，文件还没走完流程，军区司令许世友已经在值班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野猪？多少头？连着三晚？”语气干脆，没有多余寒暄。
追溯到一年前，1974年深秋，许世友奉调由南京赴广州就任新职。南北气候反差大，岭南湿热加上丘陵密布，可他落地第一件事却是让警卫把那支跟了自己半辈子的苏制双管猎枪擦得锃亮。有人不解，他解释：“打枪的感觉不能丢，枪法荒了，脑子也会迟钝。”那几句硬邦邦的话，在警卫心里扎了根。
岭南的山林植被茂密，野猪繁衍快，护林队有限，村民无力应付。许世友接手此事，先要资料：航测照片、地形剖面、历次受害统计，一并铺在桌上。他拿铅笔圈出三处山坳，沉声道：“今晚就去侦察，先摸清野猪的出没线路。”警卫们看着地图，心里犯嘀咕，又为将军的果断暗自叫好。
夜幕降临，细雨初停，猎队十余人分三路潜伏。湿热的树林里蚊虫乱飞，汗水混着泥土。凌晨两点多，山谷传来低沉哼哧，黑影晃动。许世友趴在陡坡草丛里，微微举手制止躁动，随后一声枪响，最前头的大母猪应声倒地。紧接着枪声此起彼伏，三分钟后树林里安静下来，只剩杂草摇摆。
“子弹用完的自己报数！”许世友半抬嗓门，警卫小赵怯生生地回答：“报告首长，两发都打空了。”他抖着肩膀。许世友瞄他一眼，抬脚踢了踢地上的弹壳：“回去写心得，三千字。”其余人心里发紧，却也憋不住窃喜——这场实战般的围猎，比靶场演习刺激多了。
八个夜晚下来，小队击毙十余头野猪，仍有一只两百多斤的大公猪负伤遁入深谷。许世友不急，他说：“野外作战，别怕对手跑，它总要回老巢。”果然，1976年初，巡山哨在帽峰山下发现血迹，按踪追击，终将那头倔强的大个子收入囊中。
猎物拉回军区，人未散，战备炊事班的炉火已旺。厨子刀起刀落，山间的野姜、紫苏、香茅被揉碎抹进肉层，整块前腿进了土灶。许世友却先把一大筐肉装车，吩咐送回案发村：“让他们知道咱不是只会端枪。”第二天傍晚，院里张灯结彩，木长桌一字排开，空气中满是酱香。医务所的大夫善劝：“司令，山猪肉火气大，您得配凉茶。”许世友笑着推杯：“行，先一盅解解馋！”
对话中不乏笑声，却也少不了总结。老兵们复盘行动，讨论夜战队形、射界重叠、信号弹使用，言语间像在开一场临战会议。有人感叹：“和平日子久了，还能拉枪线，靠的就是老首长这股劲。”在不少年轻警卫眼里，此行让“军事训练”四个字突然从条令里活了起来。
只是时代很快改写了这一切。进入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工业用地扩张，白云山列入重点生态保护区，清晰的红线把枪声彻底隔绝。狩猎执照停批，军区内部也下达禁猎令。许世友虽惜猎枪，却未曾抗辩，只把枪擦拭干净挂进柜中，偶尔抚摸，沉默良久。
1985年，他返回南京休养。朋友探望，问起当年岭南夜猎的豪情，他只是摆手：“那是过去的事情。如今打赢仗靠的是钢铁，也靠脑子，不再靠打野猪。”窗外，老城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替他应和。
两三年后，增城山区实行封山育林，野猪不再被追猎，却也少有成群下山。昔日军区那口大铁锅一直保留，如同一件沉默的陈列品，提醒后来者：在枪炮声远去之后，军队的职责不只在战场，它在稻田、在山林，也在无数寻常百姓的晚饭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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